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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研究是中国创造百年伟业的重要法宝，“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等著名论断在党内影响深远。只有具体深入详实的调查研究，才能精准把握中国国情、社会主要矛盾，从而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作出科学的决策。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同志在全党开创重视调查研究之先风，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调查研究的原则与方法，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为我们做调查研究、写调研报告提供了有益借鉴。

  一是调查研究前做好准备工作。首先，需要确定调查的主题。调查的主题一般是与民生紧密关联的问题，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关于阶级、阶层的生活状况、土地、工商业、手工业等问题。确定好一个主题，有的放矢，集中调查研究相关问题。调查研究的内容需要有一定的普遍性，如土地分配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课题，如何科学制定土地政策是革命实践中亟须解决的普遍性问题。同志在《东塘等处调查》报告中指出实际在做的工作与政府命令并不相符，一般机关里的工作人员认为赣西南几十个县是按照政府颁布的土地法以乡为单位分配土地，但在实际在做的工作中普遍是以村为单位分配，这样的分配的方法有利于富农而不利于贫农，应当改变。其次，提前确定好有代表性的调研地点。调查研究是从个性到共性的演绎，因此，选择有代表性的调研地点就显得很重要。以《寻乌调查》为例，寻乌地处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确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最后，提前拟定调查纲目。纲举则目张，无纲目的随意调查，则会漫无目的，事倍功半。

  二是调查研究时深入搜集材料。搜集更多详实的一手材料，是做好调查研究的基础。同志在调查研究中，很注重材料的搜集，认为“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矛盾的主导方面）”，同志撰写的调研报告材料就十分详实。例如，《关于农村调查》一文详细地介绍了调查研究时搜集材料的方法。第一步，先要对调研的对象有一个初步的大体轮廓式的认识，形成一般概念，也就是观察，观察所产生的感性认识是把握事物全貌的一个基础，同志称之为“走马观花”。第二步，详细地搜集具体的原始材料。通过开调查会、解剖麻雀等方法，针对事先准备的调查主题、调查内容，尽可能多地搜集相关材料，这就是“下马看花”。但同时也必须要格外注意，材料的搜集一定要抓住要点，也就是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十样事物，调查了九样，只有一样没有调查，但这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丢掉了主要内容，依旧是没有发言权。在做调查研究时需要确保收集到的材料的真实性，让调查对象说真话，就需要学会和群众做朋友，而非做侦探。在调查研究时，调查者要自己亲身主持调查会，并自己亲身去做会议记录，而不是委托别人，尽可能多地搜集真实有用的材料信息。

  三是调查研究后详细分析总结材料。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调查者会搜集到大量的具体材料，这些材料不能简单堆砌，而是需要经过整理、归纳，在撰写调研报告时需要善于运用分析综合的方法，在总体分析中还要有具体的综合。同志提出研究中国社会，可以借鉴苏东坡的“八面受敌”法，釆用“四面受敌”法，把调查的问题分为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在归纳总结材料时，还必须要格外注意把握矛盾分析的方法。矛盾分析实质就是把握事物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同志认为分析法与综合法就是使用了对立统一的观点。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同志指出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既需要革命又怀疑革命，游民无产者既勇敢奋斗，但也有破坏性，如果引导得法，也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在《兴国调查》中，同志既肯定了苏维埃取得的成绩，也分析了政府人员官僚主义，摆架子，没收反动派的东西不发给贫民，拿了卖钱等诸多弊病，这些都是运用对立统一的观点做多元化的分析调查材料的典范。调查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察觉缺陷并总结规律，为处理问题提供新方法、新思路。因此，对调查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不能熟视无睹，需要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调查无定方、研究无定法，同志认为下乡调研需要从实践中不断地充实自己的理论，对存在的问题和取得的经验不断反思总结，根据经验改进后续的调查研究工作。

  开调查会。开调查会是同志搜集调研资料的一大特色。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同志强调：“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样的解决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开调查会这一方法优势显著，可以集中收集问题，迅速了解情况，极大的提升调研的效率。另外，要想进一步探索社会的真实情况，就需要尽可能详细地了解社会各个阶层的真实状况，因而调查的对象要广泛，且有代表性。老年人经验比较丰富，不但懂得现状，还知道因果；青年人有进步的思想、敏锐的观察。调查时还必须要格外注意在工人、农民、商人、知识分子等不同职业中都有代表。调查会的人数能够准确的通过调查人的指挥能力而定，多多益善，但至少需要三人，才能不局限于见闻，了解真实的情况。

  解剖麻雀。所谓“解剖麻雀”，是指在对被调查事物进行初步分析的基础上，选取一个典型的案例进行深入研究，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对具体典型事例的深入研究，从中可以找出事物发展的规律，见微知著，从而认知事物整体的发展变化规律。同志认为党的领导机关，全国、省和县的负责同志，要亲身调查一两个农村，才能真正弄清农村的详细情况。同志尤其喜欢和善用解剖麻雀的方法去调查问题，在《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中，1926年，同志选取了湖南湘潭西乡的佃农张连初作为调查对象，张连初租种十五亩田，有一妻一子，具有典型性。同志详细记录了张连初一年的支出，包括食量、猪油、盐、灯油、茶叶、种子、肥料、租牛、农具消耗等十一项支出，共计一百六十七元三角六分五厘五，还调查记录了这位佃农一年的收入，包括田收、喂猪、冬季或砍柴或挑脚、工食省余，四项共计一百四十七元七角二分。基于详细的调查研究，同志得出结论，这位佃农的生活状况“收支相抵，不足一十九元六角四分五厘五”，而且是建立在无水旱之灾、身体健康、精明会计算、牲畜无病、冬季整晴不雨、全年无休息的基础之上。基于详实的调查研究，同志指出：“这就是中国佃农比世界上无论何国之佃农为苦，而许多佃农被挤离开土地变为兵匪游民之真正原因。”

  做到胸中有“数”。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同志指出：“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不注重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就难免出错。同志在调查研究中十分重视实地走访，多次深入商店、作坊、集市、农户中，充分掌握各阶级各群体的经济情况，并且将详细准确的统计数据记录下来，从各阶级的人数、占比到每一个行当的成本、收入，都有精准的数字记录，并进行数据分析。可以说，注重数量的精准性，贯穿于同志的调查之中。在《寻乌调查》中，同志在分析寻乌城人口成份与政治地位时，对寻乌城各阶级人口数与所占总人口的百分比进行了详细的数字统计，在详实的数据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数量分析，例如，农民为1620人，占比为60%，手工业者为297人，占比为11%，游民为270人，占比为10%，商人为135人，占比为5%，等等。从精准的数字分析可知，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占比为71%，“才知它还完全是一个农业手工业城市”。而商人在寻乌城所占比例不大，并且参加县政府的几个商人也不完全代表商业资产阶级说话，而是接受地主的领导，“这也是因寻乌城商业不但是很小而且是逐年衰落的原故”。大量精准的数量分析，使同志的调查研究具有了科学性与严谨性。

  使用阶级分析方法。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同志指出：“作为我们社会经济调查的对象的是社会的各阶级，而不是各种片断的社会现象。”因此，在调查中必须要格外注意各阶级现在与过去的盛衰荣辱的变化，不能粗枝大叶式简单而论。例如，调查农民，不但要知道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这些租佃关系的农民数目，还要知道富农、中农、贫农这些以阶级、阶层区分的农民数目，调查商业要有小商人、中等商人、大商人的具体数目，进而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更好地制定政策。1927年，同志在湖南五县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写下了《湖南农动考察报告》，在报告中同志详细调查了富农、中农、贫农，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了不同阶级在大革命浪潮下对待革命的态度，科学地回应了“糟得很”还是“好得很”的两种议论。在1930年的《兴国调查》中，同志专门用“斗争中的各阶级”作为一章，详细记录了兴国各个阶级的状况，包括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手工工人、商人、游民，调查内容有人数、营生方式、家庭状况、生活诉求等，可谓调查研究中使用阶级分析方法的典范。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在调查研究中，同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肯定了树立群众意识、密切联系群众的极端重要性。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同志精确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人民群众对基层情况最为了解，要想真正了解基层情况，必须要问计于群众，深知群众疾苦，明了群众所盼，进而才能处理问题。1933年，同志所作的《长冈乡调查》就是把调查研究与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相统一的代表作。例如，在调研长冈乡群众政治生活时，同志就发现，长冈乡在宣传中没有指出苏维埃是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政权，也没有指出选举苏维埃代表是群众最重要的权利；候选人名单人数不足；工作报告会议上没有尽力发动群众对乡苏维埃工作中存在的不足进行批评。在调研公债推销工作时，同志肯定了长冈乡工作的特点，用全力去动员群众，用极大的耐心说服群众去购买公债。而其它乡不注重宣传说服，搞强迫摊派，结果公债销数还比长冈乡少至五倍六倍。这些调查研究的内容都是深入群众生活所得，反映了群众声音，真正体现了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坚持问题导向。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将调查研究与解决实际问题的关系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调查就像十月怀胎，处理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处理问题。”因此，调查者需要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出发来展开调查，这就是坚持问题导向。坚持问题导向需要落脚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在土地革命时期，党内曾存在着少数只懂得书本教条而不懂得真实的情况的党员干部，“下车伊始”就乱发议论、乱提意见，“钦差大臣”满天飞。1941年，同志在《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指出：“二十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由于缺乏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的调查研究，党内一定时期里主观主义作风盛行，使中国革命遭受挫折。另外，鉴于党内一定时期里对中国社会现状等重要问题认识模糊，同志深入调查农村的土地、阶级、工商业等诸多状况，并决定中央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为解决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提供重要依据。

  领导干部需要“亲身出马”。做好调查研究是领导干部认识现状的重要抓手，因此，领导干部需要亲身去做调查研究，不能由别人代劳。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同志指出：“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领导干部“亲身出马”做出详细的调查，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社会经济情况，才能及时总结群众斗争经验。《湖南农动考察报告》《宁冈调查》《寻乌调查》等经典的调研报告，都是同志亲身考察的结果。在《寻乌调查》中，同志来到寻乌的商店、杂货铺、药材铺、裁缝铺等场所，与商人、小手工业者面对面交流，搜集到了寻乌商业经营的第一手资料。除了“亲身出马”参与调研外，同志还特别强调要自己口问手写，“调查不但要自己当主席”，“而且要自己做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亲身调查、记录的内容，会加深领导干部对社会现状的认知，在“亲身出马”的调查过程中能够更好地总结经验，再用这些经验随时去改进以后的调查和整理材料的工作。同时，领导干部“亲身出马”开展社会调查也是密切干群关系的重要方法。1941年，同志在《关于农村调查》中写到，调查会刚开始时，参会者往往有所拘束，发言较少，提供信息有限，同志发现这一现象后，就请他们吃了饭，晚上把宽大温暖的被子让给他们，在被调查者脸上有了笑容后，同志再做出详细的调查，自然就毫无拘束，开始热烈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像自家人一样”。1956年，同志为准备召开党的八大，就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每天一起床就开始听汇报，一听就是四五个小时，最终形成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是我们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端。

  侧重应用第一手材料。同志写的调研报告，第一手材料占据着很重要的篇幅，时至今日都是我们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村问题、阶级矛盾的重要证据。这些第一手材料涵盖了一个地区的各类信息。以《寻乌调查》为例，报告中详细的介绍了寻乌地区的交通状况、通信方式、商品类别、商品的价值、经营方式、职业人口比例等重要内容。同时，同志在调研报告中还记录了社会各阶级各群体的真实想法，这类资料也十分重要。《兴国调查》中记录了对傅济庭、李昌英、陈侦山等八位农民的调查访谈记录。其中李昌英谈到他的儿子李全坡在乡政府经管彭屋洞方面的军器，自己愿意当红军，但在农忙时期希望请假回去安顿好家里情况，再来当红军。陈侦山谈到妇女参加革命的热情很高，“妇娘子看见分了田，租也不要量了，债也不要还了，心里不胜欢喜，老二的妇娘子便高兴地去乡政府当妇女赤卫队长。”“因为妇娘子自己在政府办事，经常说别人应该好歹扯匀，所以在扯匀自己的田时，她也是赞成的。”这些群众的主观真实想法十分丰富，同志善于把第一手材料写入调研报告，既提升调研报告的可读性，也为我们制定政策提供了现实依据，融入了群众的真实感受。

  突出分门别类的叙事逻辑。同志撰写的调研报告逻辑性很强，一方面，重视对事物进行分类，对一个大问题分为不一样的小的专题，进而加以汇总。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同志强调：“所谓调查纲目，要有大纲，还要有细目，如商业是个大纲，布匹粮食杂货药材都是细目。”如此方能在调查会上按纲目发问，有的放矢。同志撰写的调研报告注重问题的分类。在《寻乌调查》中，同志先确立了寻乌的政治区划、交通、商业、旧有土地关系、土地斗争五个大的调研主题，每个调研主题下面再设置调研的专题，在“寻乌的商业”这一主题中，同志分门别类调研了寻乌城通商往来的主要商路、出口的货物门类、重要市场以及寻乌城经营的商品种类；在“寻乌城”这一专题里，又详细列举了盐、杂货等不同商业的经营现状。从《寻乌调查》中，我们大家可以看出同志调研内容之多、范围之广、资料之丰富，这一些内容经过分门别类整理之后，条分缕析，简洁明了，认真读后自然会对寻乌城的现状有一个全面、清晰的认知。另一方面，调研报告注重事物的动态发展。事物总是动态发展变化的，在调研报告中，需要按照时间或者空间维度有逻辑地写清楚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使读者可以更加好把握调研对象的现状。在《长冈乡调查》中，由于发生饥荒，群众生活面临极大挑战，同志客观地记录了长冈乡的饥荒状况，有80%的群众缺粮，需要依靠从东固、富田等地调粮，勉强度荒，无饿饭的。不过由于及时应对，保障了秋耕、冬耕，并通过经济手段调节，能够保证第二年不怕灾荒，甚至油料还有富余、衣服增一倍、雇农生活得到改良。这一些信息按照事物发展的时间顺序编排，符合一般的认知逻辑，读者可以感受到由于政府应对得当，人民群众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提升，生活也慢慢变得好。

  语言注重准确性与生动性相结合。调研报告的内容既需要体现出调研报告作为实用类文体的准确性，也需要注重调研报告的可读性，增添生动、活泼的内容，同志撰写的调研报告就是两者相结合的典范。要想使调研报告具有准确性，就需要表达准确、用词严谨，在涉及到调研种类、数字时，务求语言平实、客观。在《兴国调查》中，同志详细调查了在农民中起到平准作用的公堂义仓，“本区义仓，各乡都有。这三个乡共有十五个义仓，一千七百石谷，几乎每村有一个义仓。只有第四乡（人口二千）仅一个义仓，一百石谷”。这段文字体现了同志语言的简洁性与严谨性，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兴国第十区义仓的概况，由此读者能清楚地看出兴国第十区义仓的发展状况。

  同时，增强调研报告的生动性、可读性。同志善于在调研报告中融入群众语言，使用第一人称反映群众声音，使群众从调研对象转化为调研的参与者，也提升了读者的参与感。如在《湖南农动考察报告》中就有大量群众的言论以及与群众的对话，十分形象鲜活，令人难以忘怀。文中在介绍大革命在湖南的影响力时，同志记录了一个绅士模样的人在路上碰了一个农民，绅士不肯让路，农民愤然说：“土豪劣绅！晓得吗？”连城市街上的小孩甚至乡下的小孩子，都在唱“打倒列强”。同志在分析湖南农民对待神权态度转变的过程时，记录了自己与农民的对话场景：“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同志讲完这些话，农民们都笑了起来。这些生动的材料既能提供充分的证据，又能给人身临其境的感受，以便读者从更近的视角来观察问题。同时，同志在调研报告中也会适当地使用富有感情的语言。如在《湖南农动考察报告》中，同志写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同志基于详实的调研材料，在发现农民受到政权、神权、族权、父权的全面压迫后，以这样富有气势、感情丰富的语句，回答了所谓“过分”的问题，使人产生强烈共鸣。

  （作者为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城市学院思政部主任。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邓皎昱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高度契合性研究”阶段性成果；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专项“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西安交通大学）”（项目编号：21SZJS61010698）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