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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高度关注中央强调的高水平质量的发展、领导人已表述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背景就是日新月异的新技术革命——这个由硅谷引导的创新大潮，在真实的生活中早已形成了所谓“新经济”概念，它是一种在原来的经济发展中要升入新阶段、具有新质的“质变”之后的新境界。我们得承认在这个创新方面，是硅谷引领潮流，而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上个世纪90年代，就有很多企业层面的创新创业活动，已经在互联网概念上切入来追赶，后来“互联网+”成为大家来描述这个创新过程的概念，全世界都格外的重视大数据、云计算，推动到移动互联，现在大家又看到必然发展到万物互联和智能化，最新的AI发展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力，带有不同寻常的“挑战与机遇并存”特征。在中国追赶过程中，要承认我们的进步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比如人们所说的“头部企业”，现在合在一起也有十个以上，最早的BAT三巨头，后面又加上新起的，像拼多多，现在海外市场开拓非常有它的势头。

  在直观的描述上说，这种只有通过痛苦的“烧钱”阶段，才能在最前沿的互联网+创新方面争取脱颖而出的竞争中间，非公有制企业有自己的相对优势。国有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各有它们的比较优势，但是在经历冲破瓶颈期的烧钱过程中，实话实说国有企业它要有集体决策，要有特别严格的风控，而非公有制企业在这方面却机制相对而言比较灵活，更敢于冒险，那么就出现了中国主要是民企在互联网+领域首先形成头部企业的这样一个基本局面。

  当然，在前面追求颠覆性创新过程中，我们所说的头部企业在打开新天地以后，又不得不做整改。中央已经在一年多前就特别强调“完成整改”这个概念，2023年李强总理专门召开了以完成整改为主题的座谈会。

  在背景上，我们要格外的注意这样一个中国加入的追赶硅谷互联网+创新大潮的数字化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就是在所谓信息化、信息革命结合着全球化的这样一种发展中，迫使我们对经济生活的一系列基本特征的认识，要做创新的认识，要有观念的转变。比如说这些头部企业（实话实说在江西还仅仅有我们的独角兽、瞪羚企业，最居于前列的中国头部企业，主要发生在深圳、杭州这几个地方），他们显然有所谓寡头垄断的特征——市场上这种头部企业不可能很多，不超出十几家的这些看着属于寡头垄断的企业，它们却可以在新的发展阶段上、于数字化的经济时代，去对接“共赢发展”，这是我们要格外的注意的观察认识这个创新大潮的特定视角，而实际生活中，我们要把它对接到现在从政府、管理部门到企业界、到研究者都高度关注的所谓“数实融合”的概念——这指的是“数字化的经济产业化，产业经济数字化”，少数带有寡头垄断特征的数字化的经济头部平台，可以与其上游、下游大量的中小微企业形成产业集群，形成一个支持创新发展的整个发展过程。

  这种数字化转型、数实融合，它的前景能不能进一步打开？显然就是中央现在说作为全局中心任务的新的两步走现代化战略目标能不能够实现的头等重要问题。升级发展、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就要依托于这样的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而在我们考虑问题时，比如我认为在中部、在江西追赶这个大潮的过程中，意识到我们还没有头部企业，但已经具有这方面追赶的潜力，那么切入点，一定是要与中央特别强调的打造数字化的经济硬件的“新基建”概念结合起来。这种新基建中央给出了一系列的指导方针，追溯到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里提出个概念以后，有一系列的文件，（时间关系这里不一一细说各种文件发布的过程和特别强调的要点）。

  几年走下来，它实际上要解决的是什么呢？数字化的经济的发展必须有硬件的支撑，再加上软件的配合和升级。在具体工作部门的指导方面，调研的基础上曾经非常明确地在文件中规定了这种支撑数字化的经济的新基建的七大细致划分领域，还有它应用的场景对象，这些在相关的文件和政策规定里都可以查到。

  按照这样一种从基础设施、硬件支撑开始切入的我们追赶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的创新大潮来看，首先要充分肯定，新基建是支持着前面这些年我们抗御疫情、解燃眉之急的扩大内需重要举措；疫情基本被控制之后，我们仍就要把扩大内需作为重要的工作要领。新基建也会在以新经济形成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后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方面，形成一个从基本面开始的很重要的支撑力量。它在中国具备大有作为的空间——我们还有工业化和城镇化往前推进的相当可观的纵深，这个潜力空间的发掘一定要和新基建结合在一起。而且新基建必须紧密结合着中国在改革深水区的攻坚克难机制创新，要和“制度基建”一体化——中央新近已经给出了重要的指导方针，要谋划重大的改革举措，一般研究者都认为，这与要召开的中央全会结合在一起，会形成最权威的指导文件。而且也要注意到，新基建中跟中央这一段时间又特别强调的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必然结合在一起，也和新的一轮“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机制创新结合在一起。新基建它也一定会跟老基建形成一种联动关系：数字中心、人工智能中心和相关的产业互联网、数字化的这些基本建设，它们所形成的新区、新的不动产，一定要和老基建概念下的所有要素配套，人气上来以后，相关的大厂区、住宅区、医院、学校，包括绿化带，包括各种各样的公用设施，包括娱乐场所，等等，一样都不能少。

  这样扩大内需、优化结构合在一起支持长远有后劲发展的，在地方政府层面显然就需要在战略考虑上，特别注重守正创新、守正出奇，要在各个地方政府辖区结合着自己整个国土开发规划，在作为推进现代化主线的供给侧改革概念之下，形成高水平顶层规划罩着的定制化解决方案。在我们中部也好，江西也好，显然这是一个政府发挥自己的应有作用、在尊重市场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前提之下更好地使政府尽责的一个基本要领。

  在这个推进的过程中，以有效市场加有为、有限政府的结合，追赶日新月异的数字化的经济创新大潮，显然需要金融的创新和支持。我们现在已基本摆脱了疫情的不利影响，曾有过应急贷款的支持，有过复工复产过程中重要的贴息融资等举措之后，中央现在又对金融工作做出有很系统化特征的指导，涉及我国股市、债市、私募这种直接融资的比重要逐步提升，间接融资要逐步完善，保险业、财富管理行业等等，也必须跟着我们整个金融体系的改革和水平提升，得到更优秀的符合现代化要求的发展。金融业的扩大开放，降低准入，势在必行，我们要应对更复杂的竞争新局面。

  应该讲，现在“后疫情时代”已经来临，中央特别强调的“金融强国”建设的任务任重道远。我注意到已经有吴晓求等学者专门点题说到，什么叫金融强国？基本特征就是在我们的本土上，必须形成有国际性特征的金融中心，这个金融中心当然是要把间接金融和直接金融，和相关的所有金融方面的要素配合在一起，具有它强大的影响力、辐射力、支持力。我们在这一任重道远的建设过程中间，一定要注意，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前面，纲举目张的因素是深化改革，啃硬骨头，优化机制，这样以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科学技术创新加上思想观念创新的系统工程式的组合，来实现金融的升级发展和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升级发展的意愿。这里面就内含本次峰会特别看重的主题——在创投这方面，怎么支持我们的企业，特别是这些带头的科技公司蝶变式、腾飞式地来发挥他们的必不可少的特殊作用，支持科技公司在发挥自己特殊作用的过程中，体现出能够抓住机遇而不负使命。

  再往下，我想专门勾画一下我对于实体层面制造业、服务业和科技公司发展机遇及其投融资的一个基本认识框架。大前提一定要注意到，领导人、党中央层面反复强调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化，开放再扩展，工作再抓实，创新发展是第一动力，是现代化的“核心”，面对着我们的一些困难、一些不利的危机因素，要化危为机，抓住机遇求得发展。在我们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和高新科技企业方面的发展，应该说是整个中国国民经济打造高质量发展升级版的重中之重。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脊梁，生产性服务业跟制造业的升级发展息息相关，密不可分，而这里面高新科技企业代表的是“科技第一生产力”。我们已经形成的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要升级为“中国创造”，“中国智能制造”，不完成这样一个升级发展，我们现代化的前景实际上是不能打开的。打开这个前景，从理论联系实际的认识来说，可以勾画这样一个认识框架：

  市场主体现在全中国的总数是1.7亿以上，而且其中绝大多数是民营企业，他们怎么样在市场竞争中必然以独立自主投资主体的身份去选择自己的路径？我觉得最简要地说有三类。一类是企业主体加入创业创新的活动，是以自身的资本积累支持着扩大再生产，这条路走得最成功的就是“老干妈”这样的例子。过去大家谁也不会特别注意的边远区域、没有多少文化的一个创业带头人，她就是因为自己辣椒产品卖得好，在她坚持的第一不赊帐、第二不要求贷款的情况之下，生产规模依靠自身资本积累滚雪球式越滚越大，有了一定的市场影响度之后，进货商排着队到她那儿取货，前提就是交钱提货走人，现金流支持着把这个雪球不断滚大，产品现在已经在国际市场上都有影响，在美国、欧洲超市里都有它的系列产品。这种以自身资本积累支持的创业、扩大再生产的模式，可复制性相当低，更多的是第二类，就是虽然有自己一定的本钱，我们称为资本金，它还要加上间接融资，就是银行贷款，在大量的企业未来的发展初步阶段，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当然，这也符合中国整体来说我们在比较初级的阶段实现经济起飞、粗放型发展过程中靠着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超常规地走到世界工厂的过程中融资的基本特征。间接融资以贷款的方式，使很多的市场主体抓住机遇，越做越大，但同时也有它的局限性：这种资本金加间接融资（加贷款）方式，后来被互联网+创新前沿的企业家批评为“银行怎么是当铺思维”，没有抵押物就不给融资支持？我觉得得承认，在这个模式之下，银行必然是当铺思维，为什么？银行所拥有的资金主要来源是吸储，老百姓的储蓄被称为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道德压力形成了银行业早就明确，放贷这个风控环节的签字者，责任是终身追索的，只要你活着，你签字发出这个贷款出了呆坏账，一定要拿你是问，追究责任。我也专门问过银行、金融界的一些专家、领导者，我说，到真正追责的时候，他那点儿工资、个人的家庭财产能起多少冲抵损失的作用？人家说不是这个关系，追责其实就是形成这样一个严厉约束，后面跟着的是“牢狱之灾”的问题。那么谁在那儿，不都是要有一个当铺思维方式先把抵押物落实好才敢签字？我到那儿，我也一定是这样的行为方式。这就带来了它的两重作用。一方面保证了资金有基本的安全度，呆坏账被控制在比较低的水平，另一方面越来越不适应互联网+创新方面的风险特征——互联网+创新它的特征就是项目的成功率相当低，换一句话说，失败率相当高，但是少数的成功，会带来全局皆活，会带来整个全局的升级发展。为什么只发展出少数的头部？前面已论及，（带有寡头垄断特征的这些带头的企业，却可以带动上下游大量的为数众多的企业一起来升级发展）。这种风险类型，更适应的是第三条路径：直接融资。直接融资最概括地说，有股权融资，有债权融资。上市，这是我们早已经在、坚定不移发展的中国长期资金市场最代表性的形式，其实还有企业债，中国这方面的遗憾，就是早早确立了企业债的发行机制，但实际生活中一旦企业债出了问题，这个经济问题它会社会化，甚至政治化。以企业债筹资运用的主体如果实际的业绩不行，不能够按照原来的合同去还本付息的时候，受到损失的“苦主”们，不是遵照原来的合同消化这个损失，而是会跑到政府门前去，那就造成社会问题。所以，后来审批的机关越来越谨慎，不再轻易批准这种货真价实的企业债，倒反而比较放开手去批有地方政府背景的所谓城投债。这是中国的基本现实，业界的朋友们都了解这样的一种情况。这是一个我们今后于配套改革中才能去解决的使公募的股市、还有公开的企业债市场作用更好能获得发挥的直接融资方面的课题。

  当然还有私募，还有现在越来越要发展的风投、创投、天使投。这些更多的是直接在前沿上对应我们峰会主题里一个特别看重的互联网+高风险的创业创新活动。

  总体来说，上述这三个渠道综合在一起的投融资支持，对应到企业主体拿到资金以后去做的事情来说，我觉得又可以简单概括成三个类型。一个是我们现在要顺应国家政策倾斜的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这里面很典型的是前些年早已经给出清单的七大方面，比如人工智能、新能源、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生物制药、前沿装备制造、绿色低碳发展方面等等。国家有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的清单，最新中央的文件精神里，实际上又在这个清单里加上了新的内容。这种可以在国家政策文件里清晰看到属于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的投资创新活动，市场主体在投融资支持这方面，需要注意要向与自己实际创业创新相关联的政府管理环节，充分汇报相关信息，要求政府以此为根据兑现支持政策，这是理所当然、理直气壮的。我在体制内几十年的工作经验告诉我，管理部门、政府部门每年都要总结自己工作的成绩，往往它会注意如果有可靠的信息证明是值得自己来发挥职能的支持对象，会积极考虑给予支持，兑现国家规定好的政策。财政资金的使用方面，大家都觉得好像争取资金很难，但你如果把这个信息真正充分无误传达到这些支持要领、管理环节上，往往资金的支持实话实说又显得很容易，那就是对上了。这是一种类型，自己的资本金，加上政府依据政策给予支持，就是企业与政府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支持的资金合在一起，去打开局面。

  第二类，是在前沿性质上更典型的互联网+。硅谷式的一种高科技创业创新活动中,这些主体怎么样能得到最有效的投融资支持？我们江西在这方面要做得好，这显然是个重点——怎样争取在前沿创新的不确定中走到确定性？我们江西的发展中，怎样争取也涌现出走到头部企业这样的数字化的经济创业创新平台？相关投融资的支持，在美国硅谷的经验方面，是政府开明宽松、“无为而治”，既低税，又基本不做什么干预，但是欧洲和中国在这个赛道上，更多加入了国家的孵化器、设立产业引导基金等等，希望是在美国经验基础上于追赶过程中，加上更多的支持因素。这有道理，但是实话实说，这种产业引导基金、孵化器等等，也还不能唱主角，最关键的突破，还得靠风投、创投、天使投。比如中国最早有巨大影响力的阿里公司的成功，马云当时作为它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我们所说的企业家，到处争取支持的过程中，曾经是处处碰壁，人们都觉得他看起来就像个骗子，但是据说在30分钟左右时间里，他说动了韩裔日本人孙正义——这是一个天使投资的决策者，决定给马云他们的创新活动两千万美元的天使投资支持。这笔钱帮着阿里公司冲过了烧钱痛苦阶段的瓶颈期，结果一飞冲天，人们说“风口上的猪，没有翅膀也冲上去了”。这样一个成功之后，孙正义所掌握的股权在两年左右的时间，爆炸式扩大到将近600亿美元的财富规模，近三千倍的财富扩张。这是他自负盈亏，自己组织资产金额来源，没什么老百姓血汗钱的道德压力。他自己也愿赌服输，成功了，那就是异乎寻常的成功。而后来这个方式又到印度去做，结果走麦城血本无归，他不得不卖掉手上一部分高质量的阿里股票去填这个窟窿。前一段时间听说，在美国市场他又失败一次，现在又有一个咸鱼翻身的成功机会被他抓住了。这种模式，主要以风投、创投、天使投支持着最前沿的互联网+式的创新，我们现在还看不到替代模式。在中国、在中部、在江西，数字化的经济前言最主导的支持力量，还是希望可以吸引来这种风投、创投、天使投，来实现突破。

  当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总结产业引导基金等方面的经验。政府的产业引导基金，首先是以财政为后盾出一笔钱成立母基金，但是母基金不做实际的一线投资，它是以一系列非政府市场主体可接受的条件，使它们来跟进，形成一群子基金，子基金的主体按产业政策导向，在一定约束和激励条件下——包括母基金给予的优先、劣后、不要求入股分红但有“一票否决权”等等这样一些新机制，让子基金的主体，在一线上加上自己团队的跟投，把权责利结合在一起，使他们自己既敢创新，又努力尽可能控制风险，又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自负盈亏，去按照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确定支持对象实施项目支持。这些经验还得进一步总结，还得在中国进一步往前开拓这样在风投、创投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更多加上政府作用、协同作用的模式，能够发展起来。

  另外，一般竞争性领域里，同样有创业创新升级的必要。这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但我说，这方面跟前面所讲的整个产业集群，一定又是一体化的。有企业界的朋友对我说，我自己的定位既不是高新科技，又不是什么国家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我还有什么机遇呢？我说同样有机遇。如果最概括地说，投资机遇对应性上，一个是孙中山先生早就讲的“适合人群之需要”，就是形成有效供给，产出（包括产品，包括服务），要能够使老百姓使用者真实的体验得到提升；另外一个就是“机遇偏爱有准备的人”，一定要以企业家的创新意识和胆识、魄力准备好，该出手时就出手——那意味着早了不行，晚了也不行。在这种要领下，传统产业里，比如衣食住行，对应老少男女，这种有效供给的开拓，要对接到互联网时代。现在小餐馆桌子上大都配有扫码点餐支付，这就是互联网+，就是提高效率，就是降低交易费用，方便用户。有的企业界的人士说，我做餐饮的机遇该如何理解？我前面讲的这种表面上可以扫码点餐、结算吃饭，当然要注意，另外我知道虽然餐饮业是个辛苦活儿，但是相对容易站住脚，只要自己提供的产品招来回头客，你就站住了，你有本事在航空港、高铁枢纽能够拿到铺面，哪怕没什么回头客，你也等于可站住脚了，但是你要注意，全中国现在还在发展很多新区，那么多的物流园区、保税区、创业园，入住的成百成千家的机构、企业、公司，还有几家愿意自己办职工食堂？他们的后勤餐饮供应，对接的形式可能就是对社会供应商招投标，如果做餐饮有这个实力加入招投标，你中标了，那不就是抓住机遇打开市场扩大份额吗？各个行业都要跟着整个科学技术创新的产业链，要共享发展机遇，形成一种总体的创新过程中。

  中国已经到了“世界工厂”的产能，什么叫真正的升级发展？我理解就是要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以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科学技术创新——这方面当然也少不了观念的创新，合在一起，使我们的实际水平，在所谓“微笑曲线”上主要产能落在中间位置这样一个一开始必须占据的位置（也只能是这样徐图发展的状态），改变为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在上游美国等带来的打压和下游越南、印尼、印度等的追赶双重夹击之下，我们成功地把慢慢的变多的中国产能，提升到全球供应链、价值链左右高收益水平的高端位置。

  创投的发展，数字化的经济、互联网+带头的总体的产业集群和我们中国总体产能的升级发展，可以直观地从“微笑曲线”上来看：收益水平两头高中间低，是经验证明的，在整个价值链、供应链里面，一个投资创业主体，首先要追求创意创新的成功，一般来说就是能形成一个被市场肯定的品牌。创新设计、形成品牌是左边，然后成规模的加工生产是中部，再然后品牌营销、售后服务是尾端。大量的经验证明，中间的位置收益率比较低，左右两端收益率比较高。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只能从中间切入，走了几十年下来，在实际生活中，中央已有关于“双循环”新格局的进一步的要求，要更多依仗于本土市场雄厚后的内循环为主体，同时绝不放弃外循环，继续走好这个“双循环”之路。而这时候的升级，应体现在我们要慢慢的变多把产能从中间位置推到左右高端上去。比如早就讲，全球儿童玩具市场占有率85%以上是由中国提供的，珠三角那边很多的工厂，产品早就行销全球。但是这么多年下来，确实还想不出中国本土有什么自己叫得响的儿童玩具品牌。一想能想到的，是长盛不衰几十年的芭比娃娃，在不断推出新款，而且还可以上升到文化和社会生活里综合效应的状态——比如前不久推出的《芭比》这个电影；还有到处看到小孩在玩的乐高积木，一看乐高积木认为这个设计其实很简单，但是就是外国人想出来的，还不断在有新款推出。我们自己在这方面得承认，一开始只能是中间打工，按照人家的订单，我们来加工取得中间位置比较低的收入。苹果手机风靡全球，现在仍然是智能手机的头牌，大量的实际生产加工是在中国，我去看过富士康郑州厂区，几年之前它已有三十万人就业，三班倒24小时连轴转来生产产品。当然对河南、对于郑州来说，它提供了非常可贵的老百姓（特别是低端百姓）的就业机会与收入，提供了政府必不可少的税收，提供了我们整个经济繁荣里必不可少的GDP，但是对不起，我们干的是低收益这样的活儿，吴敬琏老师说，讲得难听一点儿我们干的是硬苦力的活儿。这个是一开始别无选择的，但不能永远如此。

  我们也有这方面的突破，比如汽车，去年汽车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间的亮点。原来的广州汽车生产厂家，生产“广本”的产能是居于中间位置，虽然市场口碑挺好，但是对不起，高收益掌握在日本人手里。而后他们有雄心壮志，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要形成有自己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系列，做出了“广汽传祺”为代表的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广汽传祺多年来卖得相当好，在不久前的广州的“汽车碳中和论坛”上，正摆在那里。我到那个厂里做过调研，几年前我曾经说，如果能稳定住这样一个占据了自己品牌和市场营销优势局面的话，可优先考虑作一个战略性决策，把生产线迁到东南亚去，以一个新的跨国公司架构更好地压低综合成本而牢牢掌握住高端收益——这就是升级发展，就属于珠三角说了多年的“腾笼换鸟”。汽车论坛上得知，已经决定要在泰国建生产流水线。这样的一种升级发展，显然是对应到数字化的经济创新形成的现一系列新技术，包括今后向无人驾驶发展。+

  这种最简要说到的案例，对我们所有的领域、各个赛道上的企业来说，并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但需要有一个借鉴这种经验而形成的在自己赛道上的定制化解决方案，而金融这方面的支持，一定是十分负责关键的。特别是对于最前沿的突破性创新，风投、创投、天使投是“科技第一生产力”创新最前沿的重点机制。那么我们的政府管理部门就得注意，怎样让我们的辖区可成为更多的（无论是本土的，还是境外的）风投、创投、天使投主体所关注的领域，争取得到这样的对于最前沿高风险度创新活动的资金支持，而政府可给予必要的其他可提供的合理配套条件，这样来争取我们实现突破，实现新质生产力概念上的质的飞跃。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品质层次学术交流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2021年与刘薇合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书又获评“2021年度中国好书”。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